【人物檔案】
潘時龍，1982年5月生，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電子信息工程學院教授，博士生導師。美國光學學會，國際光學工程學會會士。
【記者解碼】
他28歲被破格擢升為教授，在國內組建一流微波光子學術團隊，研制出打破壟斷的自主光矢量分析儀、研發(fā)出了國際最高分辨率的微波光子成像雷達。作為創(chuàng)新大咖，他的學生都是拿獎拿到手軟！他告訴記者，在科技強國的路上，一名青年的力量還是太小了，他要努力的，是要把“1”變成“N”，把“我”變成我們。
記者：用8年時間一口氣讀完清華本碩博，在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做了兩年博士后，回國成為南航校史上最年輕的教授，備受矚目，當時你是怎么考慮的？
潘時龍：在加拿大做博士后時，我研究的是微波光子學，盡管概念已經(jīng)被提出十多年，但大多是基礎研究，沒有太多實際應用。一個新興學科要發(fā)展成為一個產業(yè)，很難靠一己之力實現(xiàn)，需要很長的過程，要打通產業(yè)的上下游鏈條，要通過產品迭代使成本不斷降低。當時帶寬已經(jīng)成為微波發(fā)展的瓶頸，把微波與光結合，增大帶寬，相關設備的體積重量功耗都可以降低，這在航空航天領域意義重大，微波光子的應用在航空航天背景下最有希望實現(xiàn)。
在應聘過程中，院士和校長助理親自與我對接，人事處處長花2小時聽我講學術，院長力薦我成為教授，他們的一片真情打動了我。當時也正好趕上了南航大力施行的“青年教師破格晉升教授制度”，從無到有，我們微波光子學在南航很快起步了，就在一間由會議室改造的臨時實驗室，房號是614。當時只有三四名從考研本科生中篩選的助手，我就激勵大家，“我們的科研要‘牛得要死’，也要‘新（New）得要死’。”
記者：所以你覺得什么樣的科研是最“?！钡?？
潘時龍：那必須有兩點，一是必須是最前沿，第二是必須有用，能解決國家的一些關鍵領域的重要問題，這也是我來了南航工作的科研目標和思路。
比如到了南航之后，我們就發(fā)現(xiàn)國內缺乏分析測量工具。我在國外用到的高端測量儀器，國外卻對中國禁售。要想成為科研強國，必須首先成為儀器強國。為此，我決心自主研制。最終我?guī)ьI團隊提出了一種全新的光矢量分析技術，分辨率相比國際最高性能商用儀表提升了4000倍，打破了國外測試儀器公司的長期壟斷。如今，相關技術和產品已經(jīng)為長飛光纖、中航光電、航天電器、中電集團、航天科工、華為公司等數(shù)十家企業(yè)和院所提供服務，有力支撐了新型光器件、光系統(tǒng)和國家重要型號的研制和生產。
在解決了儀器問題后，我?guī)ьI團隊研制出超高分辨率微波光子雷達。相比傳統(tǒng)雷達只能看到一個點，新雷達可以以視頻的方式看到目標。中國最大的雷達研究所中電十四所曾評價：國際上首次成功實現(xiàn)了對小尺寸目標的實時高分辨成像，為下一代多功能雷達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。未來，我們還想將微波光子雷達從地面搬到空中甚至太空，用太空眼守護國家的安全！
記者：疫情期間，你的科研工作有沒有受到影響？
潘時龍：課題組沒有停止研究，會議也比以前開得更多，比以前更忙了。
科研方面，有很多方面在展開。比如去年獲得江蘇省科學技術獎一等獎的“超高精度光矢量分析儀”，疫情期間我們做了一個應用的拓展，嘗試用光譜分析識別病毒。實際上病毒也可以看作是光器件，在我們目前最高分辨率的光矢量分析儀下，會得到更豐富的光譜數(shù)據(jù)。我們用光譜打到病毒的樣品上，將反射過來的光收集起來測量進行分析，有可能找到病毒的特征峰值，從而有可能去識別這種病毒，目前研究還在進展當中。
我在多個國際國內委員會擔任專家委員，現(xiàn)在雖然都只能“云”開會，但真的比以前密度大了，有時候一晚上能有三個會，其中也有一些社會服務，比如說在疫情期間智能船舶業(yè)如何應對，民航機場建設如何推進，大家一起研討應對策略，提出發(fā)展的具體方案。
另外作為南航首批縱向黨支部，我們課題組的各類學習和研討活動也更加頻繁了。2月23日，習近平總書記在統(tǒng)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(jīng)濟社會發(fā)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發(fā)表重要講話，我們集體學習了會議精神，回顧了我們在防疫階段的各種情況，包括國家的整體決策，我覺得有助于同學們去認識國家各個層面的問題。年輕人有力量、有智慧，也有干勁，在這個特殊時期，更要好好的引導。
記者：你怎么看待90后乃至00后的年輕學子？
潘時龍：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思想，我晚上經(jīng)常跟他們電話會議，大家一起學習知識，分享讀書或者生活的體會。
比如拿防疫來說，現(xiàn)在學校一個實驗室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工作，那么每天到底哪三分之一的學生可以進入實驗室？大家自己討論研究。他們考慮的比我還周全，比如說都有哪些形式的實驗，需要依賴哪些資源或者平臺，每個屋子怎么排？他們都是共同決策，最后拿出大家都認同的合理方案。他們展現(xiàn)了對公共事務的主動參與意識和自我管理的能力。
學生還有各種各樣的思想，比如我從他們那里知道一個詞，叫“帶貨”，他們告訴我李佳琦和薇婭，重點是他們在思考成功帶貨對科研的啟發(fā)。他們說，如果要把一件事情做好，除了你本身的一些能力素質以外，你的平臺一定要達到一個level（水平）之上，或者說至少在一個閾值之上，這樣才能達到一個“正反饋”的作用。因為網(wǎng)絡迭代速度很快嘛，今天20個人來聽，每個人帶兩個親戚或者朋友，那么第二天就有60個人來聽。所以大家最后的結論是，要增加平臺的反饋頻率，把組會從一周一次變成了一周三次！（笑），從提高反饋頻率開始，進而提高實驗室效率。
記者：其實你花了很多時間在學生身上，你如何看待一名導師的作用？
潘時龍：我做導師其實最重要的一點，不僅僅是帶他們做科研，更是思想的引導。每個人都有不可取代的地方。老師的作用不是告訴他你應該這樣那樣，或是在旁邊給他鼓鼓勁，我們應該給他們樹立志向并強化信心，讓他看到自己有能力在某個領域去做到最好。
這也跟我的個人經(jīng)歷有關，我大一大二學習的時候，就跟高中學語文數(shù)學一樣，不知道為什么要學習，直到我進了清華的實驗室，有一位特別關心年輕人的導師，讓我發(fā)現(xiàn)此前掌握的知識可以立刻和一些前沿的尖端科研關聯(lián)上。尖端科技并不遙遠，我變得特別熱愛科研。如今我也是一樣，我們有責任去引導更多年輕人，讓他們把自己的力量發(fā)揮出來，去為國家為社會做有價值的事情。
全球每年只有10人獲獎的IEEE專業(yè)學會國際獎學金，我所指導的學生就有7人獲獎。團隊還獲得了“挑戰(zhàn)杯”全國特等獎、“創(chuàng)青春”中航工業(yè)全國大學生創(chuàng)業(yè)大賽金獎、IEEE微波理論與技術學會學生設計競賽一等獎等等。在科技強國的路上，一名青年的力量還是太小了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場接力跑，身為教師的我，要把“1”變成“N”，把“我”變成我們。
